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得到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赞同，国民党的政纲未列“男女平权”条款，应该说表明了一般革命党人当时对于女子参政权的基本态度。[116]《民立报》对于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压轴演讲中所谓“若民国不能自立，则男子将无参政权，何况女子”的说法深表赞同，认为“今日中国之女界，不能与彼欧美女子积数十年之运动者同一进行，当先协助各种社会，以巩固民国为其义务。此所谓预备条件也”。《民立报》还对女子参政团体共和协济社提出严重忠告，指责部分参政女子的过激举动，声称“若近日北京有一部分女子为激烈之运动，及上海有一部分女子恒假参政急进名词及协济会名义，以行其猥琐卑劣之事，皆足为参政进行之累”[117]，表示了颇为不以为然的态度。
还有一个事例即广东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命运，可以进一步说明革命党人对于女子参政权问题的真实态度。武昌起义后，在著名革命党人胡汉民与朱执信的推动下，广东省临时议会选举了10名女代议士——庄汉翘、伦耀华、易粤英、李佩兰、文翔凤、张沅、廖冰筠、邓惠芳、汪兆锵等，其中包括女同盟会会员、学界女子及华侨妇女等，“代表妇女各方面势力，称盛一时”[118]。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如时人所谓“开千古未有之先，为中华首倡”[119]，谱写了中国女权史上的新篇章，极大地激发了广东女界的参政热情。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开端而已；事实上，广东女子参政权问题仍是与全国一样，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1912年3月2日，广东女界成立女权研究社，以力争女子参政权为目的。当时，民政司调查选举资格“仍限于男子”，女权研究社认为广东省临时议会简章原来规定女子有参政权，并有代议士名额10名，故民政司的举措是“剥夺女界固有公权，擅更法律”，于是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民政司及省临时议会，并通电上海各报馆、各团体，提出抗议并请求援助。[120]广东女界的活动正与唐群英等人的全国性的参政权请愿运动相呼应。与国会议员选举法一样，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也只是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将女子排除在外。9月18日，广东女代议士李佩兰在省临时议会提出《电争女子参政权案》，认为“本会简章原规定女子有参政权，自不能昨是而今非，反生阻力”，参议院尽行取消女子参政权，“实属故意抑压女界”，希望省议员协助向参议院请愿力争。女代议士伦耀华等人附和支持，遭到男议员周孔博等人的极力反对。结果提案被交付表决，未能通过。某女代议士痛恨“男子压制女权”，“大肆詈骂，继之以哭，声泪俱下”。[121]随后，广东女界更为“剧烈之运动”，设立事务所，多次集会。11月4日，女代议士李佩兰、女留学生苏淑贞、女界代表邓博倩等人再次向省临时议会提出请愿书，要求向参议院力争女子参政权。周孔博等人起而驳议，认为就资格程度而言“女子确不能有参政权”，即使向参议院请愿，也将遭到其否决，因此表示“极不赞成”。双方再次争论不休，结果因出席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未能表决。11月8日，广东省临时议会以65票对38票之多数，最终否决了女子参政权请愿案。[122]虽然广东地方政权基本上是由革命党人所控制，可谓最具革命色彩的省份之一，但广东女子参政权运动同样不免失败的命运，这是颇有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