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我的前半生》)
1922年11月初的北平城,正处于看热闹的过度亢奋之中。逊帝溥仪,要和婉容、文锈,一封为后,一封为妃,举办婚庆大典。图为溥仪和婉容、文绣的合影。
而像鲁迅先生的另一篇杂文《沉渣的泛起》所说,这次逊帝大婚,也把沉寂了十多年,郁闷了十多年,憋得五计六受的封建余孽、遗裔孤臣、没落贵族、八旗子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不但看热闹,还要凑热闹。据当时的一些报纸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