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史当重“经世之大略”，明“得失之枢机”
历史撰述为什么要写出“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它怎样才能达到“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目的？清人王夫之从史学的主要作用是“资治”这一认识出发，把这些问题阐述得更深入、更明确了。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4]
王夫之认为，历史著作不因其繁而有价值，而应着重写出历史上人们“经世之大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其“得失之枢机”，即得失之关键所在，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不能如此，那么撰写历史有什么用呢！
王夫之针对《资治通鉴》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记光武征平原太守伏湛为尚书，让他充分发挥善于抚循百姓的作用，后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又访求曾为密县令而善以教化治民深得民心的卓茂，擢其为太傅，封褒德侯[15]这两件事，而发表评论说：东汉初年，承王莽之弊，“民易动而难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16]他认为，东汉初年大规模地、有效地安民的措施，是前面汉高祖、后面唐宋皇朝都不曾碰到过的大事业，是“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的主要根据。然而史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世之大略”语焉不详，那后起的人又怎能窥其“得失之枢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