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位的野心、谋逆的阴谋，其实并不能涵盖司马昭异彩纷呈的个性与作为的全部内容。时至今日，我们观史阅人，也不必再受“唯道德论”的束缚了。历史上真正有所建树的开国创业之君，谁人手中没有沾上鲜血和肮脏？隋文帝杨坚从他的亲外孙手里公然窃取了大周天下，这并不妨碍他以“开皇之治”而名垂千古；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夺位、逼父交权，这也毫不影响他开创的“贞观之治”誉满天下；就是魏武帝曹操，杀孔融、篡汉统、剪伏皇后、挟汉献帝、自立魏公，一桩桩做得甚至比司马昭更为出格，但史学界对他平定北方、统一中原的功绩至今仍是津津乐道。后世之人强加给司马昭的那副陈腐而又僵化的“野心家”“阴谋家”的脸谱，也确实到了该被摘弃的时候了。
于是，在《晋书》里，在《三国志》里，在《资治通鉴》里，我们看到了司马昭真实而丰富的另一面：是他主持废除了屯田客制度，把魏国数十万户被强制执行军事化管理的屯田客们解放成了自耕农身份的编户庶民，让他们摆脱了沉重的赋税和劳役；是他主持制定了《晋律》，削除烦琐冗杂的律条，“去其苛秽，存其清约”，并注入了儒家人文关怀的理念，深深影响了三百多年后的隋唐时代；是他在打下寿春城后，一举赦放了十多万名叛兵，对敌国的降卒也是“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和曹操采取的“围而后降者不赦”之屠城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他最先垂范提倡了“清、慎、勤”为官三达德，为后世考核官德树立了具体而切实的衡尺。著名史学家习凿齿对司马昭赞不绝口，称他是“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